案件背景

刘某系A公司员工，双方签有期限为2008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2019年1月，A公司与刘某签订岗位聘用书。

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，刘某因嫖娼被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。该期间刘某考勤为病假，当时刘某向A公司提交了某医院的病情处理意见书，意见书载明“2018年5月18日刘某因头晕和眩晕需病休二周，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31日。”

2019年3月14日，A公司接到退休职工杨某电话实名举报王某，其中称“2018年5月20日左右，刘某被公安分局拘留10天，但其考勤为病假，刘某的上司王某弄虚作假”。

2019年6月13日，A公司至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调取刘某2018年5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2019年7月9日，A公司与刘某进行了谈话，刘某签字确认，谈话笔录显示“A公司问：核查组去公安机关调查，看到了你的行政拘留书，你怎么认为？刘某答：事情是有的，但是公安机关说不会告知单位……A公司问：那还请病假，你认为合适吗？刘某答：因为这个事，我不能旷工，所以请了病假。”

2019年8月5日，A公司向刘某作出《关于给予刘某解除劳动合同处分的决定》，载明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。

随后，刘某申请仲裁，要求A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。庭审中刘某承认因之前有过就诊情况，认识医生，遂让父母为其找医生开具了病假单。仲裁裁决未支持刘某的主张。刘某不服，诉至法院。

案件审理中，A公司向法庭提交了《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、《员工奖惩管理办法》等材料。《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1.23条规定“嫖娼、卖淫、……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。”《员工奖惩管理办法》6.21条规定“审批员工惩处的时间，从证实员工犯错误之日起，不得超过三个月。”

庭审交锋

刘某

1. 我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后第一时间向部门领导王某进行了汇报，王某做出了不解除劳动关系继续留用的表态，并要求我出具病假单。我平时都是向王某汇报工作，所以王某的意见对于我来说就代表公司的意见。我服从了A公司的安排，开具了病假单，应视为公司已经同意承诺不再使用解除权。

2. 2019年1月8日A公司在知晓我有行政处罚记录的情况下重新签订岗位聘用书，应视为双方又重新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。

3. 即使A公司称2019年3月14日才因接到举报电话发现此事，然至2019年8月5日A公司才通知解除我，这期间未对我做任何处理，故也可以视为同意留用我。

4. 劳动者的嫖娼行为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的合法理由，该行为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的程度，也并非工作上的严重过失，与劳动合同的履行、工作内容的实现没有任何关联，系我本人的私人事务。

A公司

1. 刘某因嫖娼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，又以虚开病假单请病假形式对此进行隐瞒，根据我公司处规章制度的规定，刘某已构成违纪，故我公司的解除行为并无不妥。

2. 刘某部门领导王某对刘某虚报病假之事并不清楚，也没有授意刘某虚报。

3. 双方签订岗位聘用书时，我公司对刘某的违纪行为尚不知晓。在2019年3月公司接退休员工杨某实名举报，才了解到相关事件，后续的调查也需要时间。2019年8月5日作出解除决定，作出决定后，公司还需要履行必要的后续手续，故实际于2019年8月31日办理了退工。

法院观点

本院认为，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本案中，刘某于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因嫖娼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，且以虚开病假单请病假形式对此进行隐瞒。刘某称已经将被行政拘留的情况告知部门领导王某，系王某要求其开具病假单，视为A公司已经知晓行政拘留行为，且放弃行使解除权。对此，本院认为，首先，仅凭杨某的举报材料不足以证明王某知晓刘某被行政拘留，更不能证明王某主动要求刘某出具虚假病假单。其次，王某并非虚开病假单的受益者，其主动要求刘某虚开病假单不符合常理。再次，即使王某知晓此事也不能免除刘某的违纪责任，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最后，王某作为部门领导仅有一般管理权，刘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解除员工及免除解除员工的决定权，刘某也未向人事部门汇报过真实情况，故其称王某代表A公司已经放弃行使解除权缺乏依据。刘某采取虚报病假的形式向公司上报考勤，其隐瞒A公司被行政拘留的意图明显，在A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，A公司客观上无法立刻作出解除决定。故A公司在接到举报、到公安机关查实情况、与刘某本人进行谈话后于2019年8月5日作出解除处分，符合常理，并没有超过合理期限。A公司在作出内部解除处分后，根据人事流程进行汇报和处理，于2019年8月31日最终解除双方劳动关系。A公司的行为系基于刘某同一违纪事实的连续操作，时间上合乎常理，并无重新建立劳动关系意图和二次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。刘某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十日，已经违反A公司规章制度，符合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条件。刘某又以虚假病假形式隐瞒被行政处罚的事实，亦违反诚信原则，故A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与刘某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妥，刘某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于法无据，本院难以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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